这城市像个巨大的迷你仓，拥挤而纷杂。夜半时分，华灯之下，呼啸的车声中，大部份人都蜷缩在局狭的小小房格里睡去了——这每晚拥着爱人入眠的成本，高得简直像是在享受一场华丽的盛宴——可不是吗？人生本就奢侈，无论痛苦幸福，都是在每日十几小时的忙碌中证明着，体验着，交换着。

这几年搬屋有六七次了，说不清哪几次是因为无法忍受老化狭窄的环境，哪几次是因为加租的逼迁——要么忍受住屋的缺点，要么就是给钱— —简单直接且残酷。我就是在这样的两难中像一棵墙头的小草，风雨中身不由己的左右摇摆，在一次次搬屋带来的痛苦和新生中，体会离开父母独立的滋味。

这次的逼迁，比前几次都来得直接。虽然我已经习惯了所有一切都用银码来标价，但这些标价仍旧很多时候戴着礼尚往来的面具，这次好了，直接收楼，连我考虑认输的机会都没有留下。

所以结论很简单：搬。

搬，把那些陈年封存的旧物，一点点翻出来，整理，擦拭，判断他们的价值，决定他们的去留：有些之前对自己很重要的东西，搬屋时才发现它早已不再重要；更多东西只是买时的一时冲动，正好有搬家的借口毫不犹豫的丢弃；而有些明知道根本没用的东西，却怎么都不愿意割舍，宁愿将它再次封存，随着其他的行李和我一起上路。

那台19 寸的液晶电视，是赶在北京奥运开幕前买下，我还记得奥运火炬到达中环时，从冷气房里冲出来的打工仔女的脸，那一天的老板们都很宽容。我记得那种感动，所以下了决心要买电视机看开幕。电视机不大，但加上包装就很大，那天我我从电车二楼摔下来，电视机好像体操运动员一样转体360度被我接住——哪怕摔伤自己，也不想摔坏新买的电视机。可是这一次，我要把太旧的它拿去回收了。人们对于爱的东西，总是变得太快，这一天热血如沸，那一天就只胜冰冷的嘘声——到底哪一个是真的？还是两种都只是一时兴起，盲目的从众？

那天蓝色的旧旅行箱，陪我去过世界各地，受过东南亚暴风的雨淋，也睡过欧洲夜车的卧铺底。它内衬上的污渍，是老家新采摘的荔枝上的尘土——远房的舅母，不管我们怎么推辞，坚持要我带走整整一旅行箱的荔枝回到香港。对于我来说，那污渍就是家乡的气息。那一年的妃子笑几经辗转馈送还是扔掉了不少，心痛之余仍是隐隐的感动。现在，旅行箱的角色变成了搬屋功臣，所有易碎的物件小心翼翼的被它拥着——有些旧物仿佛能理解我那疲惫的心。

还有书，一个塑料箱子里满满的大学教科书，那是我精选的“最有用的”书和笔记——可毕业后从来没有打开过。它们还是一次次的跟着我搬屋，因为我相信它代表着我最好最怀念的时代，也相信有一天工作上的问题，可以打开专业的书找到答案。可惜这些总不能实现，越是工作，就越是发现，工作上的问题，远不是书本可以解决。我想，也许有一天我终于舍得扔掉它们，才是真正的走入社会，和真正的成熟？

书架上，还有越来越多的旅游书和职场指南，和越来越少的纯文学和诗集，后者藏着我作家的梦，前者则是我的现状。有人说，一个人看的书单才是他最隐私的信息，而这些书矛盾的主题，正正是我内心的纠缠。